实现这一方向的创新，将有助于显著提高我国在气候变化综合评估领域的研究实力与应用能力，以及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这就要求我们目标上要坚定不移，策略上要稳中求进。一方面，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同时也要看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阐释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并就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出了重大部署，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工作着力点要改进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广覆盖性是指数字技术能推动社会化大生产实现网络化协作，激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网络协同效应。
有利于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要加快健全数字经济法律法规，及时弥补规则空白和漏洞，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北京大学能源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室构建的能源—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模型（IMED），从全球、国家、省级多尺度，评估了绿色低碳转型的宏观经济成本和协同效益。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在能源气候政策评估与气候经济学领域所开展和发表的诸多成果，大多基于对国外综合评估模型GCAM、EPPA等应用工作，缺少自主模型方法的底层创新。这一方面是受制于模型技术的滞后发展，另一方面在于标志性成果产出不足。碳中和实现路径与综合影响需要定量研究。例如，弱化对文章发表的硬性要求，重视来自全球权威模型的同行评议，基于自主水平评估发展模型体系的竞争力。
首先，设立长期的研究资助项目，特别是面向优秀青年学者的专项项目，为模型技术发展提供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以及相对宽松、面向长期研究成果的考核环境。中国科学院大学相关团队自主构建了E3METL和CE3METL模型，在《巴黎协定》气候目标评估方面发表的重要成果受到了广泛关注，也首次协同数个国内外著名模型团队开展了多模型比较和政策评估工作。
仅仅对国外综合评估模型应用和表层数据进行本土化，很难灵活嵌入或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影响传导关键机制，加之这些模型的底层逻辑与我国的现实匹配度较低，甚至部分外国学者从发达国家视角出发，有意对我国相关参数进行强制性扭曲且不授予国内学者纠偏权限，导致结果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倚，如高估我国碳中和的减排潜力或低估减排成本，不利于形成科学合理的决策支撑。事实上，国内学者关于综合评估模型的自主研发进行了长期探索，并具备较好的基础实力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未富先老，我们还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但老龄化程度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远远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也说明，在任何国家，初次分配本身不能完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需要通过再分配才能大幅降低基尼系数，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为应对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靠分子效应，即依靠科技提高单位劳动的农业增加值。基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我国2025年要成为高收入国家，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按照OECD研究人员的估计，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后，其他条件不变，消费支出即可提高30%。首先，中国的人口在加速老龄化，因此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应对即将来临的第二次人口冲击。
同时，根据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要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也要翻一番。但在这些人中有56.6%，也就是说1.61亿人领取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养老金数额仅占全部发放金额的5.9%。
老龄化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特点。目前，我国正处于破除二元结构的窗口期，紧迫性与机遇并存，通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三农发展也可以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自身贡献。
这里，农业生产托管就是解决不可分性、实现规模经营的典范。综上，消除二元结构是未来15年重要的改革任务，既不可回避也不容延误。难点不在于创新能力，而在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在技术上存在免费搭车现象，因而不能产生创新激励。具体表现为三种效应不利于居民消费：第一是人口总量效应。破除二元结构的关键抓手 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关键。在老龄化的过程中通常会有两个重要的人口转折点，两个转折点都会给经济带来冲击，但它们的冲击性质不一样。
从这里的分析来看，这些改革都可以产生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从供给侧看就是提高潜在增长率，从需求侧看就是扩大居民消费，以保障潜在增长率得以实现。金融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市场创新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包括猪循环的难题。
这就否定了凯投国际和韩国央行关于中国未来劳动力是负增长的假设。这两个理由其实是不成立的。
最后，不彻底的城镇化降低社会流动性。悲观的预测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伴随老龄化加深，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将是负增长，削弱了经济增长潜力，这是供给侧的因素。
现行户籍制度造成城镇化的不彻底性和不完全性，进而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假设在十四五期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降低10个百分点，即从23%降到13%，那么每年非农劳动力供给可以增加2.7%。例如，城乡二元结构反映在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方面差距比较大。我们可以以供给侧（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侧（居民消费）改革为着力点，通过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应对经济增长挑战。
我们可以以国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测作为参照系，看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国目前大概有10亿人已经被社会养老保险覆盖，大概有2.9亿人实际领取社会养老保险。
目前，我国托管面积亩次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3，这种降成本增利润的社会化服务的推广，就是在稳定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前提下中国特色的规模经营道路。人口数量停滞，消费需求也就停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消费也会负增长。
非正规就业意味着就业不稳定、工资报酬偏低、社会保险覆盖不充分，以及职业提升空间小。另一方面要靠分母效应，即通过向非农产业转移减少单位产出使用的劳动力。
当我们把改革举措落在了乡村振兴的整个过程中，改革红利也就可以成为战略实施的动能，可以解决乡村振兴的资金来源和激励来源等难题。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为3830美元/年，仅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甚至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需求侧，如果能够消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别，即可增加2.6亿城镇户籍人口。（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 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从某种程度上看，我国城乡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平等程度甚至比收入差距还大。这是一个定性和定量结合的要求，其中定量就是要求我国GDP总量在15年里翻一番，人均GDP大约也要翻一番。
虽然在过去十余年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从基尼系数仍然显著大于0.4，且至少一半的贡献来自城乡收入差距这个情况可判断，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过大。其次，基本公共服务尚不均等。
如果继续促进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他们的消费也可提高30%。2025年之前，我国将达到总人口的峰值，随后进入人口负增长，即第二个重要的人口转折点。
